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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德文:我只为中小企业说话
  在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被称作“第二经贸委”、中小企业的“娘家”,而会长周德文更是“民间资本代言人”。春节前,周德文发出号召“去迪拜抄底”,具体行程还没有出来,已有30家亿元企业递上了报名表。
  作为一家民间社团组织,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为何能具有如此高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执行力?在一座不甚起眼的小楼的3楼办公室里,周德文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
  春节前后,是周德文最忙碌的时候。去年一连串的投资打击、加上海南炒房流言纷飞,这位“民间资本代言人”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不知不觉间,他所肩负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已经满十周年了,从1999年成立以来,促进会已经成为温州最大的民间社团组织,有超过2000会员,被称作“第二经贸委”。
  “对于我而言,团体的利益最大,”周德文开门见山,“我不是为工人说话的,我是为中小企业说话。”他是这么说的,实际上,他也是这么做的。
  从“维权”开始
  周德文对温商的理解非常到位———蚂蚁兵团。“温商的抱团行为,也是温州长期民营资本积累过程中形成的,”他解释道,最早的时候,温商的资本,都是通过亲朋好友一分一厘组成的,“所以,温商跟其他地方的商人最大的不同,便是当他们发现商机的时候,不是独自占有,而是赶紧回来呼朋唤友,组织成专业团队齐齐出发,就跟蚂蚁一样。”
  这便是温州传说中7500亿元游资的来由。俄罗斯“灰色清关”扣押55亿元,山西煤矿被套500亿元,迪拜房地产折损25亿元,海南炒房动用50亿元,3300多亿元选择蛰伏……温商依然能在一夜之间筹集几亿元资本。只是,周德文对这样的集资方式忧心忡忡:“严格来说,这是一种松散的资本集资,不是国家规范化的,不出事,便可说游走在灰色地带,出事了,便是非法集资。”
  以山西煤老板的集资方式为例,如果一个小煤矿需要投资2亿元,一般都是由4个股东出资5000万元集资而成,每个股东或再找10个中小股东,但第二层股东不参与生产经营,按照固定回报或者利益比例进行分配,层层而下,最底层的股东有可能不知道自己的钱投资在什么地方。
  “这样的金字塔一般分5层,但这种投资方式没标准,更不受法律保护,”周德文虽然对此担忧,但山西事件爆发之后,他说得最多的,依然是“伤害太重”!    
  “温州人的外部适应能力很强,善于打交道,属于给点阳光就灿烂的类型,”周德文一再强调,“有温商的地方,就会有温州商会为他们沟通,维护利益。”据悉,除温州本土之外还有200多个异地商会,其中地级市以上的便有180多个。
  从“解难”开始
  在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名气非常大,这有周德文的一份功劳。用他的话说,就是利用政治身份,协助调解各种矛盾,向政府反映企业呼声,把民间人士参政议政的权限发挥至极,为中小企业与政府之间铺设对话通道。而周德文本身,便是浙江省人大代表。
  曾经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广为人知。某个周末的晚上,周德文突然接到一个会员的电话:对方是精美工艺品公司的负责人,他有一批十万火急的外贸出口礼品被交警扣留了。周德文连夜驱车30公里赶到现场,发现扣留是依法作出的,一来货物超载,二来司机有两个驾驶证。一方面要发货,一方面是交警处罚,于是,周德文以人大代表和会长身份与交警疏通。末了,交警决定:先放行被扣货物,违规车辆和司机留在交警部门接受处罚。
  类似这样的事情多如牛毛。在促进会的维权报告里,也清楚写着,“促进会之所以壮大甚快,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促进会有领军人物,能够坚决维护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基于他们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
  从“政策”开始
  如果说促进会为单独的会员企业排忧解难,那么这仅仅是出发点,周德文指出,他们还从个案出发,延伸为公共政策,旨在影响所有的温州中小企业。
  2005年初,周德文在为一合作社会员解决问题中发现,合作社在生存发展中存在不少困难,于是,他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引起了省市政府高度重视,随后省政府相关部门根据此建议着手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进行修订。